第七章 张献忠复叛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作为兵部尚书，杨嗣昌理应对此次虏变负责，按照先例，他应当被处死。然而崇祯仅给予他象征性的处分，还让他主持处分别人。
　　
　　有些大臣对此很有意见，上疏请治杨嗣昌之罪，崇祯坦护杨嗣昌，为压制舆论，他处分了上疏的大臣，这让群臣更加忿忿不平。
　　
　　杨嗣昌很有自知之明，屡次上疏引罪，崇祯仍持优容态度，他的内心深感不安。
　　
　　不过他很快就用不着内疚了，因为他有机会将功赎过了——张献忠在谷城复叛，他正可以借此机会消灭张献忠，以此堵住悠悠众口。
　　
　　张献忠为什么复叛？
　　
　　许多人认为张献忠复叛是必然的，因为他受抚后不解散部众，还在谷城打造兵器，屯集粮草，俨然国中之国，所以迟早还会造反。
　　
　　持这种观点的人可以考虑以下四个问题：
　　
　　一、张献忠并没有在清军入寇，明朝陷入一片混乱的时候复叛，而是清军刚刚撤离以后复叛。如果张献忠蓄意而为，他应该选择在明军最虚弱的时候行动。换个角度看，清军撤退，恰恰是明军腾出手来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。
　　
　　二、除张献忠以外，其他多支中原民军也保持了相对独立性。这种相对独立性，是民军接受招抚的一个潜规则，一个隐性条件，不能简单认为，有一定的独立性，就意味着心怀不轨，必定复叛。
　　
　　三、张献忠部早年曾惊凤阳祖陵，打出“古元真龙天子”的旗号，崇祯对此耿耿于怀。后来杨嗣昌出师平叛时，崇祯指示：献忠曾惊祖陵，绝不可赦，其余剿抚互用。
　　
　　四、当时整个民变处于低潮时期，国内一片风平浪静，张献忠没有必要冒险逆势而上，相反，朝臣中要求突袭消灭张献忠的声音始终没有停息过，清军撤离后，明军暗中向中原一带移动。
　　
　　综合来看，张献忠复叛应该不是单方面的因素，民军有被迫的一面。
　　
　　张献忠要保持独立性，官军不允许其保持独立性，务要撤底解决内部问题，不留隐患，以便全力对外，矛盾不可调和。
　　
　　这是复叛的根本原因。
　　
　　张献忠是延安卫柳树涧人，世代为兵。和李自成一样，张献忠也有一个辛酸的童年。
　　
　　小的时候他和父亲一起到四川内江卖枣，他们赶着驴车四处叫卖，虽然当时没有城管驱赶他们，但却受到了当地豪强劣绅的欺负。
　　
　　有一次，他们把驴拴在一个乡绅家的石坊上做买卖，期间驴子又拉又尿，污染了石坊的柱子。乡绅家的仆人看见了，破口大骂，给了张献忠的父亲一顿“竹笋炒肉”，并勒令他用手把驴粪捧走（令以手鞠他所）。
　　
　　张献忠见此情景，敢怒不敢言，心中暗暗发誓：我将来一定要把你们都杀死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后来张献忠入蜀，果然将内江民众屠杀一空。
　　
　　长大后，张献忠先是当兵，后来做了捕快，一直在刀口上讨生活。
　　
　　崇祯三年，混不下去的张献忠响应王嘉胤造反，在米脂占山为王，自称八大王。
　　
　　从“参加革命”的时间以及实力上看，张献忠处于第一方阵的末端、第二方阵的前列这样一个位置。
　　
　　如果按照“大逆不道”、“残忍”、“狡黠”、“破坏性”等要素来排名的话，张献忠绝对能登上榜首。
　　
　　这些要素也使得张献忠很快就成为民军中的佼佼者，民军出陕西后，他的地位仅次于王嘉胤，与闯王高迎祥等并肩称雄。
　　
　　高迎祥死后，张献忠与曹操（罗汝才）一起成为中原民军中的喋血双雄。
　　
　　高迎祥、李自成等人有浓厚的乡土情结，始终眷恋着黄土高坡，只有在不得己的情况下才转战中原。张献忠、罗汝才等人没有这种情结，他们喜欢四处流动，以纵横江湖为乐趣。在群魔乱舞的中原地区，张献忠是跳得最欢的一个，他的身影无处不在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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