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五章 屋檐之下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张振勋从新加坡回来的第三个月，在荷兰总督府的年度酒会上，遇见了一个女人。
　　
　　那晚他其实去得很晚。酒会在总督府东翼的宴会厅举行，水晶吊灯把满屋子的人照得像浸在蜜糖水里——荷兰军官的猩红制服、英国商人的黑色燕尾、爪哇贵族的蜡染纱笼、华人头家的绸缎马褂，各种颜色搅在一起，像一只被摇匀了的鸡尾酒。张振勋端着酒杯站在角落，跟几位老友寒暄了几句，正准备提前离席，余光忽然被一个身影牵住了。
　　
　　那是个穿月白色西式长裙的女人，正侧身站在落地窗前跟一位荷兰官员说话。她的粤语带着一丝香港口音，婉转的声线在满屋子荷兰语和英语中格外突出——
　　
　　“……是的，家父生前在九龙做船运，后来我跟着叔父来了南洋。“她边说边微微颔首，耳垂上一对珍珠耳坠跟着轻轻晃动，在灯光下像两滴凝固的月光。
　　
　　张振勋没有走过去。他只是多看了两眼，然后转身走了。可那天晚上回到住处之后，他坐在桌前看了半天的账本，一个字也没看进去。那对珍珠耳坠总在他眼前晃，晃得他心浮气躁。
　　
　　一个月后，他在裕和行的办公室里再次见到了她。她叫朱月芝，二十六岁，香港人，父亲早年在九龙经营船运，过世后家道中落，她独自来南洋投奔叔父，如今在一家英资贸易行做翻译。那天她来谈一笔货运合作——她的东家想租用裕和行的仓位，派她来做前期接洽。
　　
　　张振勋坐在大班桌后面，听她用流利的英语、荷兰语和马来语交替跟各方沟通，条理清楚，语气从容，完全不像是来求人办事的。她甚至在某个条款上据理力争，把对方的报价压低了半成，然后转头朝他微微一笑：“张先生，这个条件您觉得可以吗？“
　　
　　他愣了一下，才意识到她在问自己。“可以。“他说，声音比平时低了半度。他低头在合约上签了字，笔尖有些发飘。签完他把笔帽扣上，抬眼看了她一下，发现她也在看他。那目光不躲不闪，像一面干净的镜子，把他照得清清楚楚。
　　
　　半年后，朱月芝进了张家的门。成了张振勋的第四位姨太。
　　
　　这在当时南洋华侨社会中是常态——富商多妻，族旺人兴，没有人会觉得奇怪。可张振勋知道，这位四太太跟前面三位不一样。前面三位是“娶进来“的：原配陈珏是父母之命，十五岁嫁进张家，替他守着老屋、侍奉双亲，一辈子没出过潮州地界；二太太和三太太是温姐妹，——老人家临终前把两个女儿的手放进他掌心里，说“振勋，我信你“，他便应了，这一应就是二十年。那两桩婚姻里没有爱不爱，只有恩和义。而朱月芝，是他自己“走过去的“。那天在总督府酒会上，是他先转的头，是他先多看了那一眼。
　　
　　那一眼里头有什么东西，他自己也说不清。到后来他才慢慢明白，那东西叫“爱情“。一个四十一岁的男人，经历了三十年的漂泊、三个妻子、无数的账目和契约之后，忽然在一个月白色长裙的身影面前，像少年人一样慌了神——这事儿说出来他自己都不信，可它实实在在发生了。
　　
　　原配夫人陈珏在广东大埔的老家。
　　
　　张振勋每隔两三年回去一次。每次回去，他都在老屋的天井里坐很久，看着陈珏在灶前忙碌的背影，心里就堵着一团说不出来的东西。她比他小一岁，今年四十了，头发白了一半，腰也弯了些，可手脚还是利索的，杀鸡、择菜、腌咸菜，样样不假人手。老太太瘫在床上已经三年了，陈珏每天早晚伺候汤药，床前床后，从没皱过眉头。
　　
　　他坐在天井的石凳上，看着陈珏在后院晾衣裳，一件一件抖平了，挂在竹竿上。那些衣裳里有他的、有老太太的、有家里几个下人的，她自己的夹在中间，最旧，补丁最多。太阳照在她背上，把那件灰蓝色的布衫晒得发白，像一块被洗了太多次的旧手巾。
　　
　　“阿珏。“他叫了一声。
　　
　　陈珏回过头来，朝他笑了笑。那笑容跟她年轻时一模一样——嘴角微微弯着，眼角有几道细纹，可那笑里的东西没变，是那种“我知道你在外头做什么、但我懒得问“的安静。
　　
　　“吃饭了。“她说，把最后一件衣裳晾好，拍了拍手上的水，“今天做了你爱吃的芋头扣肉。“
　　
　　张振勋站起身，走到她身边，想帮她拿盆子。她摆摆手：“不用，你坐你的。“她端着木盆从他身边走过去，经过的时候停了一步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南洋那边……还顺当吧？“
　　
　　“顺当。“
　　
　　“那就好。“她点点头，没有多问，端着盆子进了灶间。灶间里传来锅碗碰撞的声响和猪油下锅的滋啦声，一股浓烈的焦香飘出来，弥漫在整个天井里。
　　
　　张振勋站在天井中央，仰头看了看老屋的屋檐。瓦片上长了些青苔，檐角蹲着一只石雕的貔貅，嘴张着，据说能吸四方之财。那是他发家之后专门请人从潮州城里请来的，财是吸来了，南洋的生意也顺风顺水。但这家里，总是缺了些什么。
　　
　　早些年前，陈珏说家里男丁单薄，她“做主“从同村一个穷亲戚家过继了一个男孩，取名张应郎，算作长房长子。当时就寄了信告诉张振勋，文字写得很平淡，好像只是在报告一件日常琐事：“儿甚聪慧，已入私塾，四书已诵过半。“
　　
　　可那孩子的名字叫——应郎。应天顺人的应，郎是儿郎的郎。陈珏给他取这个名字，里头有一层她自己不会说出口的意思：“你是这个家的长子，你应下来。“
　　
　　后来，张振勋也把张应郞接到巴达维亚，在那边生活学习。
　　
　　“吃饭了。“陈珏在灶间门口又喊了一声。声音不高不低，跟平时没什么两样。张振勋应了一声，走进堂屋去。桌上摆好了四菜一汤，芋头扣肉摆在正中间，油亮亮的，散着热气。陈珏给他盛了饭，又把筷子递到他手里。
　　
　　他接过筷子，低头扒了一口饭。米是新米，很香，可嚼着嚼着，他忽然觉得舌根发苦。他想起巴达维亚那座宽敞的西式宅子里，朱月芝正坐在餐桌旁等他回去吃饭。他不知道该把哪一边叫作“家“。
　　
　　槟城的宅子是张振勋专门为子女们建的。三层楼，带花园，院子里种了一棵巨大的榕树，气根垂下来像一道道帘子。他每次来槟城，都要在这棵榕树下坐一坐，看着孩子们在树荫里跑来跑去。
　　
　　他有四个儿子：长房过继的张应郎十四岁，二太温氏所生的张彬郎，字秩君，十二岁；三太温氏（妹妹）所生的张美郎，字子君，十岁；还有四太太朱月芝生的张元郎，字子元，刚满岁，路还走不稳，被奶妈抱在怀里，睁着一双黑亮的眼睛到处看。
　　
　　这天晚上，他在槟城的宅子里设了一次家宴。难得人齐了——两位温氏太太从各自的院子里过来，朱月芝抱着小元郎坐在他左手边，三个大些的孩子一字排开坐在对面。桌上摆着客家酿豆腐、潮州卤鹅、娘惹咖喱鸡、荷兰奶酪和英式烤饼，五种风味挤在同一张餐桌上，像这个家本身一样杂糅。
　　
　　三个孩子穿的是西式衬衫和短裤，头发剪得整整齐齐，脚上是锃亮的小皮鞋。他们刚从槟城的英文学校回来，书包还搁在脚边，里头除了英文课本，还有一本翻旧了的《论语》——张振勋亲自规定，每个儿子必须随身带着，每天晨起背诵三页，他随时抽查。
　　
　　“彬郎，“张振勋夹了一块卤鹅放进二儿子碗里，“今天背到哪儿了？“
　　
　　张彬郎放下刀叉，用客家人说官话的腔调恭恭敬敬地答道：“回阿爸，背到'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'。“
　　
　　“什么意思？“
　　
　　“学了知识然后时常温习，不是很愉快吗？“
　　
　　“还有呢？“
　　
　　张彬郎想了想，又补了一句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。“
　　
　　张振勋点点头，又转向三儿子美郎：“你背到哪了？“
　　
　　美郎比他哥哥活泼些，一边嚼着酿豆腐一边含含糊糊地说：“背到'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'——阿爸，这'和而不同'是不是就是我们家这样？阿爸讲客家话，二妈讲闽南话，四妈讲粤语，我们讲英语和马来语，可是我们还是一家人。“
　　
　　张振勋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那笑容从嘴角一直漫到眼角，眼尾的皱纹挤成一团。他伸手摸了摸美郎的头，掌心底下那颗小脑袋热乎乎的，发丝又软又细。“对，就是'和而不同'。你记住了，比背一百遍都强。“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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